作为我国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，处于“火车头”地位的城市从规划理念、发展模式到实施路径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。这5年，中国城市规划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，生态文明、绿色发展更加深入人心，人民城市人民建，文化自信得到彰显……

为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，我们回顾5年来我国城乡规划领域取得的重要成就和改革成果，并对未来发展提出展望与建设性意见。

五年之变，镌刻在改革的征程中，流淌在绿水青山里。

“在我看来，这5年规划的重要性得到了国家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。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两句话，一句是：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，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，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；另一句是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”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唯佳表示。

这5年是新思想、新理念、新战略形成的时期，也是我国发展方式、发展理念转变的关键时期。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，也意味着规划方式、理念、理论方法和内容的转变。

“这五年来，住房城乡建设部按照绿色发展、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开展工作，例如海绵城市、地下综合管廊、‘城市双修’等，推动绿色发展方式、绿色生活方式的变革，实现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，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持续动力。”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孙安军在回顾改革进程时表示，规划领域改革力度空前，任务要求非常明确，工作监督也抓得非常细，例如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离任审计时不仅要审计经济问题，还要“审天审地审空气”，即考核当地生态指标，这无疑树立了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。

规划要对历史负责。城市规划要蕴含历史性，既要尊重历史，延续历史文脉，更要站在创造历史的高度，创造经得起时间检验并对未来负责的历史。中国建设报社党委书记杜久才认为，2015年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，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城市发展指明了方向，构建起“四梁八柱”的顶层设计，成为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重大转折点。

五年之变，文化自信跃然昂起，全球治理谱写中国方案。

曾几何时，在一些人眼中，外国的东西就是好的。在这样的盲目追求下，中华大地逐渐沦落成为西方建筑师的试验场，城市建筑贪大、媚洋、求怪等乱象由来已久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。中国城市面临的是历史文化传承不可持续，有可能引发“特色危机”，这实际上是典型的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，也折射出一些领导干部扭曲的政绩观。

“有一些人对待我们城市和建筑总是没有自信，小城市跟着大城市学，大城市跟着外国学，浓妆艳抹，过度打扮，其实就是缺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。然而，未来的城市，越是有自己的文化和魅力，反而越有竞争力。”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保军看来，以杭州、南京、成都、西安等为代表的“新一线”城市，凭借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、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登上了国际舞台，显现出中国文化的磅礴自信。

“过去五年，我们参与了很多国家规划标准的制定，并在联合国总部参加多边协调协商沟通，这在之前是没有过的。”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表示，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在全球得到积极而广泛的响应，中国规划界应当积极参与到“一带一路”的国际规则的制订，在全球治理中贡献中国方案、中国智慧，做到规划先行、融资搭台、项目实施。

五年之变，人民城市人民建，发展成果人民享。

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，是人民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城市。惠及民生是城市规划发展的根本，共同缔造是城市规划发展的路径。

鹭江街道原是厦门典型的老城区，建筑老旧，多以砖木结构为主，人口老龄化也十分严重。街道所在的厦门市思明区政府通过组织工作坊的形式，让政府人员、高校师生、居民代表等共同研究旧城的有机更新。通过旧城更新、共同缔造，鹭江街道改善了居住环境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，并且找回老厦门的味道，使老百姓切切实实地拥有了获得感。

人民城市人民建，共同缔造作为破解城市难题的精准切入点，从政府管理变为各方共同治理，开门编规，社会参与，激发城市发展转型的内生动力，不断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，建立起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美好城市。

首都，作为特殊的超大城市，如何构建超大城市治理体系？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石晓冬认为，其中关键一点就是要系统治理，推动治理主体由原来的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，调动社会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来推动公共模式的改革。政府提出简政放权管理要下移，通过这种改革鼓励企业和市民，更多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来，而且把治理中心放到街道社区，实现城市共建共享。

“街道是可以漫步的，建筑是可以阅读的，城市是有温度的。”上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钱少华认为，大城市总是让人感到冷冰冰的，对人的关注度不够。因此，上海就提出了街道导则，把人对街道的感受通过规划体现出来，让城市更加以人为本。